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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藏地区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很久，阿里地区就有了苯教，这是卫藏最早的宗教，影响力逐渐扩展到全藏。苯教有着高度的萨满教特征，以及多神教的宇宙观，这与多头并存的贵族制社会结构相匹配。在高成熟度的政治秩序发展起来以前，部落制是典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共同体的规模超过某个门槛，以至于统治者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对共同体的整合之前（所谓政治手段，要以财政、军事手段对社会的压制为前提），整合小规模跨血缘共同体的最根本手段便是宗教，所以部落头领一定同时兼具宗教属性，他们也就是后来的贵族。雪域高原上高昂的交通与治理成本，使得大规模共同体极难建立起来，多头并存之贵族制与多神萨满之苯教的共生关系，便成为高原的基本秩序。阿里地区建立的象雄王朝，也是一种贵族制的政治结构。
6世纪中后期，迎来了古代气候周期上的一个重要小暖期，2世纪后期小冰期冲击所致的中原分裂局面终于结束，建起了大一统的隋唐帝国。雪域高原上也迎来重要的发展，前藏山南地区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崛起了一支力量，迅速完成了对于差不多整个雪域高原的征服，建起了大一统的吐蕃。早期吐蕃统治者的谱系湮灭在各种传说中，杳然难考，从松赞干布起，才有了明确的断代纪年。
雪域上的政治秩序之所以崛起自前藏，也与前述的地理结构相关。安多地区临近汉地，能够比较早地从中原吸收文化，但是河湟地区被中原所占，安多地区的土著人丧失了对这一重要财富区的掌控，无法建起大规模政治体；康巴地区也相对临近汉地，但是当地的土著无法与低地的汉人相竞争，而且由于横断山脉的存在，太平洋水系的康巴人很难向印度洋水系的卫藏地区进行扩张。阿里地区的资源不够丰富，虽然能够从印度和中亚两个方向获取文明，但是难以组织起大规模政治体。唯有前藏的山南地区，地处雪域最适合农耕的地方，人口和资源在卫藏地区是最丰富的，其地理位置又最适合从东亚和南亚两个方向吸收技术和文明。位于雅鲁藏布江上游的后藏日喀则，在这方面远不如前藏有近水楼台之便。
从吐蕃能够飞快地建立起来便可知道，它也必定是一种贵族制政权，而不可能是大一统的官僚政权，因为吐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必要的文书系统。吐蕃到了松赞干布统治时期才开始从印度引入文字，而文书系统是官僚系统运作的前提。贵族制天然地有离心倾向，这种情况下，维系统一的关键在于最高统治者赞普是否能够持续地从外部攫取资源，能做到的话，赞普在与仅有本地资源的贵族们博弈时，便能拥有竞争优势。
松赞干布因此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他击败吐谷浑，征服象雄王朝，掌握了雪域通往西域和中亚的几条重要通道，并由此可以威胁到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到西域乃至中亚的部分路段。这些持续不断的战争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带来了赞普对于贵族们的优势力量，提升了整合能力；这也构成松赞干布的后续者们持续的战略基础。松赞干布与唐朝和亲，获得了一种额外的正当性资源，同时又引入佛教，他通过来自大唐的文成公主引入汉地佛教，通过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引入印度佛教。佛教是一种普世性宗教，不似多神的苯教，前者更适合一个统一王朝的精神需求。赞普与贵族们的政治冲突，于是又以佛教与苯教之宗教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
长久以来，雪域高原上仅有略高于部落秩序的发展水平，松赞干布开启的这一系列努力，奇迹般地建立起一个令人眩目的政治秩序。但这一政治秩序很脆弱，雪域原生的是贵族社会，赞普则高度依赖于从这之外的财政获取，这种外部财政可以来自对高原以东汉地的劫掠，或者对高原以北丝绸之路的控制；因此能够通达这两个方向的安多、康巴与阿里，虽然无法成为吐蕃的政治或文化中心，却对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安多，东可入汉地，北可入西域，对吐蕃至关重要，这也是吐蕃在崛起之后首先要灭掉占据此地的吐谷浑的原因。安多与康巴可视作吐蕃的边疆，它们以特定的方式定义着吐蕃；倘若没有这两个地区，雪域将难以获得其政治秩序，无论这一秩序是如吐蕃时期内生的，还是如元代以后外赋的。从长时段来看，这两个地区也构成了雪域与中原得以拥有共享历史记忆的地缘纽带。
吐蕃的崛起依赖于各种历史机缘的耦合，无法复制，在它于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崩溃之后，雪域高原无法内生地恢复普遍性的政治秩序，而只能形成一系列很小的区域性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秩序时的关键要素，不是像中原一样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效率更高，这种比拼要以资源丰富为前提；而是要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成本更低，这是高原资源稀缺状态所带来的一个根本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