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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并不是满足当下、雄心冷却，自古以来兼并容易而凝聚实难，大唐立国之基础、周边境域之环境，终究不适合走上以战养战的高速扩张。若不想鲸吞万里只作昙花一现，便需要一个更加牢固的基础。
这样的想法也并非李潼一人之计议，今年的科举选士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后世耳熟能详的名臣才士，但凡所策问论述也都可圈可点，并非一味的歌颂，多有针砭时弊的文章涌现。
有一些文辞论证过于尖锐，看得李潼都颇觉臊热。他于此世兴治，虽然占了几分先知的便宜，但也知过往十年诸多大事兴作，即便勉强顾得大体，小处难免会有失察。
诸科举选人们文章笔力或是不如在朝臣员老练纯熟，但因其身份特殊、介于官民之间，各类观点也颇有可作借鉴自警之处。一些官方立场难作审察的地方弊病，也从这些来自州县的选人们文章中体现出来。
除了与民休息的基调确定之外，一些遗留的人事问题也已经到了该作了结的时刻。
李潼并不知李隆基对于自己“篱墙筑定、打扫厅堂”的计划预判，但这段时间里除了正常的军政事务处理之外，他对于长安的一些人事隐患也的确颇有用心。即便听到这些言语，也不会因知己难寻而有什么怜悯。
发生在长安的一些骚乱，在四月初消息传递到了东都，首先抵达的是内卫眼线的奏报。
内卫眼线奏报的情况不独只有那一篇《鸠鸟赋》妖文，凡所相关人事线索都有述及，足足几大卷的书文内容。
“看来是只有这么多了。人事潦草，不当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