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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称作某种意义上的政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称作某种意义上的国体的话，便可以说苏联是用政体的一统来克服国体的多元乃至分裂的可能。苏联以政体作为国家的本质，以国体作为工具形式，与通常国家的政治逻辑大不相同。理解它的关键在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服从于他的总体政治构架，通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布尔什维克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帝国机体。该帝国既有着超越性价值，又有着现实的策略，以一种现代性的极端方式，回应着现代性的挑战。同时，该帝国的秩序又有着巨大的扩展力，原则上来说，可以在不改变宪法结构的情况下，将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扩展至全球。
二、中华民族的自我超越
现代转型当中的中国，同时面临着三重任务：第一，要实现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便应对日益险恶的国际安全环境；第二，要实现对于汉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统合整个中华民族；第三，要实现对于中华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恰当安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三重任务彼此矛盾，却又要同时解决。国民政府在三重任务的彼此纠葛当中，未能完成引领中国现代转型的任务；共产党则提供了另一种重要的尝试，该尝试部分借助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部分满足了转型中国所需的足够大格局的精神容量，同时完成了三重任务，但是又面临着新的困局。这里面复杂纠结的历史结构，构成了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的一个重要背景。
1。以时间克服空间：超强动员效力的实现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超强的动员效力。要理解这种动员效力，需要先简单分析历史上的政治时间、空间结构的变迁。所谓政治时间、空间结构，是该时代主导的政治叙事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与表达。任何秩序得以成立，都离不开暴力对其的底层支撑；但暴力本身是纯工具性的，它无法内生出目标，是政治叙事为其赋予目标，并以此构成暴力行为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
古典帝国时代，世界的政治空间结构是一种连续、渐变的差序格局，没有被硬性割裂为彼此不可通约的政治空间；整个世界朝向一个历史目的前行，历史目的则由帝国所承载的文化给出，超越于任何具体个人的意志之上。指向彼岸的、统一的历史时间，整合了世界上多重却并不割裂的政治空间。原则上来说，帝国覆盖所及，是文明有序的区域；帝国不及之处，是野蛮无序的区域。政治的意义就在于用秩序来克服无序，将文明扩展到全世界；帝国的敌人是无序，而不是具体的某个群体。
进入近现代民族国家时代，世界被纵向割裂为一个个彼此不可通约的政治空间，也就是一系列的国家。国家通过宪法获得其表达，原则上来说，一部宪法会将自己视作永久性的，而不会为自己预设一个终止日，从而时间要素就被屏蔽在此种政治想象中之外，世界也永久性地处在这种割裂格局中。政治的意义就在于识别出谁是具体的敌人，从而能够有效地确立自己这个共同体的心理边界，打造认同；在共同体内部，基于宪法展开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秩序。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空间，则塑造了一种可被时间所克服的空间结构。民族国家式的纵向割裂的空间结构，在共产主义看来不过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政治的意义不在于对这种阶级统治工具的认同，而在于通过阶级斗争，完成终极的普遍解放；阶级是通过生产资料占有方式获得定义，这种识别标准与血统、信仰、种族等等都没有关系，从而政治的空间结构就基于贫富关系而变成了一种横向割裂的格局。它打碎了纵向的政治空间内部的统一性，同时击穿了诸纵向空间彼此之间的分隔物（民族意识），通过横向空间的分隔物（阶级意识），识别出自己的敌人。敌人一方面是在国家内部（本国的统治阶级），一方面也在国家外部（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但所谓外部敌人并不是其他国家，因为国家概念本身要被阶级概念击穿，各国的无产阶级因共同的阶级身份而成为天然的战友，各种统治阶级则是无产阶级的共同敌人。
阶级关系无国界，由此政治秩序也突破了任何国家界限，天然地以全球为单位，是无产阶级国际（international）对（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普遍战斗。斗争的终结是一个伟大的终极历史时刻的到来，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将使得资产阶级时代的“民族”（nation）消失，或者说纵向划分的政治空间消失；由于从此进入无阶级社会，横向政治空间也将因此消失，整个人类世界进入一种普遍均质的状态。这便是用时间克服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