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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一、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国体建构
1。民族理论的重新建构
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理念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直接指向一种以全人类为单位的普遍秩序，具有超级宏大的格局；其实践工作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手上完成的。十月革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成，它虽然推翻了国内、国际旧秩序，但同时面临着威尔逊主义“民族自决”理念的挑战。
“民族自决”理念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源起于法国大革命，革命者主张所有认可同一部社会契约的人便构成一个“民族”（Nation），民族应当自我立法、自我建政，此即所谓“政治民族主义”。在法国革命对外扩张的冲击下，德国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后者主张民族的基础并不在于一种共同政治意志的表达，而在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以此将自己区别于法国人。以德国浪漫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了一番非常成功的理论建构，将“日耳曼民族”这个意象打造出来，并最终推动了德国的统一。由此，文化民族主义也成为嗣后各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型。“民族”本质上是理论建构的结果，成功的建构将打造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因此得以形成拥有巨大动员效力的政治、社会运动。这就意味着，倘若布尔什维克能够对于何谓“民族”进行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则有可能找到办法应对威尔逊主义的挑战，并进一步展开一幅更加宏大的普遍主义世界秩序的图景。布尔什维克通过斯大林对民族理论的建构，完成了这一工作。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打通了政治上的内政与外交之分，它既是民族理论，又是普世帝国理论，其理论结构极富内在张力，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历程有着深刻的影响。
斯大林首先重新定义了何谓民族，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这种定义，一方面，把民族与固定的领土相联系；另一方面，把民族与共同的经济生活相联系，其对共同经济生活的表述是：“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如此一来，所谓共同的经济生活就是工业经济，从而便可将民族界定为完全属于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政治现象，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并不存在。因此，布尔什维克可以用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来超越民族主义。斯大林将语言和文化化为精神要素，将经济以及地域化为物质要素，认为是物质要素决定着精神要素的根本，从而决定着民族的属性。这种化约，与其民族主义属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界定直接相关。
对民族与土地的本质性关联的强调，促使斯大林提出了民族自决的理念，区别于奥匈帝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鲍威尔所主张的民族文化自治。斯大林提出：“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由此还可进一步得出如下推论：是资产阶级发动了民族运动，但这个运动是为了一己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反受其害；现在，无产阶级为了充分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应该推动民族自决政策，实现民族独立。而且，此种民族运动应该由无产阶级来掌控，而不能交由资产阶级，否则无异于前门驱狼后门入虎。这样一来，将会建立一系列的无产阶级民族国家，而无产阶级民族国家代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最终要超越资本主义阶段，从而也就超越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民族主义，最终走向普遍融合。这预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从民族自决出发，重新定义民族，将民族用土地固化下来，可为治理结构的具体载体；同时又在未来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超越之中，实现民族的消解，走向对民族自决的超越。
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将民族差异确认为一种永远不可能消解的本质性差异，还有个巨大差异是治理的复杂性——治理是与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粹技术性安排，而属地治理是其基本原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