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 (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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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势头强劲的第三产业，是通过充满创新活力的互联网经济拉动起来的，在中国经济分行业增加值的统计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有想象力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一个更强大、更加有持续性的发展动力，并为未来打开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它们在过剩经济时代，重构了市场的需求端，并以此为基础引发着供给端的重构。
能够最有效率地站在这种意义上的创业大潮之潮头的，一定是民营经济，而不会是国有经济。因为只有民营经济才能有如此之高的创新效率，国有企业因其冗长笨重的决策机制以及各种其他原因，是无法如此打开想象力以及对市场做出迅速反应的。国有经济也因此应该被重新定位。有些国有企业掌握着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东西，那么它们不应该以营利为目的，而只应该以安全为目的。而其他一些提供诸如电信接入服务的国有企业，则应转型成某种意义上的公益企业，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管道工，为互联网提供最便捷的通道，为中国丰富、蓬勃、拥有巨大活力的，由互联网引导的全方位、健康的经济转型，提供准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如此中国经济的创新效率才能够真正展开。
我们能看到大量制造业企业在近年的破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大量的长期失业，因为会有伴随需求端重构而来的大量新的服务业企业出现，于是就业结构也进入转型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一定会出现一些结构性失业，失业者很难再就业，这种失业应该用某些社会再分配的办法来应对；但结构性失业不会是最大量的，最大数量的一定是短期的摩擦性失业，并在未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而获得消化。经济统计数据中也能看到，中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数自2012年以来缓步下降，而第三产业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则远超第二产业的下降数。在未来几年中，我们仍然会看到中国经济的下行状态，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制造业产业的破产，因为经济转型需要一些时间周期，但它很有可能正预示着中国经济的下一轮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更是对人类秩序之演化逻辑的一个技术模拟。在人类秩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路径，一种是自下而上分布式生成的自生秩序，还有一种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构秩序，但任何一个建构秩序都要在与其他多个建构秩序彼此之间不断的博弈、磨合的过程中展开，磨合出来的结果仍然是一个自生秩序，建构秩序只不过是这更大的自生秩序内部的参与者之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动的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分享、互联、重组等等，聚合为世界秩序。互联网刚好就是对人类秩序这种演化逻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技术模拟，并且这种技术的出现，可以大幅加快人类秩序的演化节奏。
未来世界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必定依托于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时代大潮，能够存活的传统产业一定是以互联网为载体被重构过的，否则将难以获得行业本身的效率，以及进入市场的渠道。互联网压缩掉了时间与空间，使得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正在以极为深刻的方式，重构各种产业的逻辑，重新定义着成本，重新定义着竞争力；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抑，人们只能顺势而为，而不可能在实质上扭转趋势。各种传统产业在这个时代都获得了新的“形式因”，那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的两个根本要素是技术上的创新和网络的规模，就技术创新而言，效率最高的无疑是美国，就规模而言，美国也有优势，但最有优势的无疑是中国，这进一步地锁定了未来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国家。截至2016年，世界前十大互联网公司，只有中美两国的公司，不是无原因的。
中国的经济创新与转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互联网式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是高度地分布式展开的，而不可能是集中式展开。任何试图集中式对其进行控制的努力，都只不过会为转型过程徒增阻力；甚至不那么强调控制的努力，姑且称之为集中式的引导，也不可能成功，而只会徒增摩擦。因为分布式演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方向不可预知，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努力，都会在一个更大的分布式网络当中被转化出事先预想不到的结果。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其内部本身便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更是无法被简单地计划，小国在可计划性上还大于大国。所以，为了能够让中国经济的转型尽可能的平滑，以便尽量平稳地度过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危机，其条件反倒是，政府要尽可能地减少管制，放手让民间去干，同时提供一个尽可能公平的规则平台，让每一个参与者对于规则都能够形成稳定预期，对其商业前景及财产安全性形成稳定预期，才能让经济转型更加有效率地展开。而这个规则平台本身，也要在互联网式的分布式过程中，逐渐地演化出更适合动态需求的规则秩序；这意味着，初始的规则平台本身就需要有一种开放性，以便容纳规则演化的过程，否则初始平台会在动态演化的过程中被人遗忘。
简单说就是，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此时便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而被改变了的世界经济秩序，作为外部约束条件，也约束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中国在这里面有着巨大的机会，也必须有意识地担负起巨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