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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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边缘”结构下，西方国家曾经直接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制成品与原材料的贸易；但是随着全球制造业秩序的转型，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升级，已经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例证之一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主义革命之后直到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经济曾有过很好的一段发展；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而言，这恰是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全方位滑坡的一段时间，与六七十年代不同，这段时间无法看到它们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原材料产业只能对接于中低端制造业，很难对接高端制造业，遑论高端服务业。于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产业梯次与非洲国家相距日益变远，两者在经常项目下的经贸规模变得非常小，无法形成经济拉动关系。

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其中低端制造业进入非线性速度的增长，对原材料形成了巨大需求，发展中国家才重新开始了其经济增长过程。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枢纽性存在，其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作为“中间地带”国家，至此开始有了一重经贸层面的意义。“双循环”结构的形成可以说还在进行中，还未完全取代过去的“中心、边缘”贸易循环。但无论是其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开始受到这个中国成长所推动的“双循环”结构的影响。

或者换一种思考角度，我们可以说“双循环”结构使得“中心、边缘”结构下的“中心”发生了裂解。过去的“中心”是提供资本、技术、法权秩序和制成品的西方国家，边缘提供原材料，国际贸易的利润分配偏向于中心国家；“双循环”结构出现，资本、技术和法权秩序仍由西方国家提供，而制成品由中国提供，原材料仍由发展中国家提供，但流向中国。第一循环近于过去的“中心”，第一循环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二循环的关系近于过去的“中心、边缘”。“中心”的内在裂解，使得沃勒斯坦所观察到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的永久性悲惨地位有了突破的可能。裂解开的制造业秩序和资本、法权秩序会形成一种制衡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积极博弈，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权重；博弈的双方会竞相从边缘地区争取盟友，这在未来应该会逐渐呈现为一系列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以及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安排，使得边缘国家在贸易红利的分配当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此外，还有一个蕴含独特力量的支流同时影响着所有国家，那就是能源的流动。能源的地理分布处于高度不均衡状态，而富含能源的地区恰恰是安全秩序有问题的地区；由于资源诅咒，能源国家其他产业往往相对孱弱。于是，它们从肯定性的层面和否定性的层面都对世界秩序产生独特而又巨大的影响力。

完全可以想象，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产业格局会处于一种大致固化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会将更大的精力置于价值链的上游，通过品牌渠道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来获取高额利润；同时，美国仍然引领世界的法权秩序和金融秩序，掌握世界货币，规定着世界的安全秩序，并且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这些都使得美国有能力支撑“美利坚治下的和平”，领导人的更换及其政策的改变，并不足以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内在逻辑相对抗，只会形成一些微调。东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会着重于制造业的发展，对接于上游的发达国家。能源国家则通过其能源产业的发展，获得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发言权。这三种经济样态，也即发达国家、泛亚洲国家和能源国家，大致勾勒了可预见未来的新政治经济秩序。其他国家将会被整合到这个或那个经济圈里。中国处于泛亚洲国家的领导地位。这里的所谓泛亚洲并不能由地理概念来定义，而是由经济运行的耦合程度来定义。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原材料生产这一比较优势，构成生产流程上的制造业上游环节，与制造业环节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应被归入泛亚洲国家的类型，而泛亚洲国家间的经济循环差不多就是第二循环。

在目前的“双循环”结构中，可以识别出两个引擎力量在共同推动它的运行。一个是美国，它拉动着第一循环；一个是中国，它拉动着第二循环。第一循环是第二循环的条件，或者说这双引擎里，美国是主引擎，中国是副引擎。在理想状态下，发展中国家（包括目前的能源国家）还应有（若干个）第三引擎的出现，如此会更有利于国际经贸秩序的良性发展，但这个第三引擎还未出现。而如何调试主副引擎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促成第三引擎的出现，乃至如何进一步处理诸引擎间的关系，将其均导入一种规范化的秩序当中，将是未来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双引擎格局下，“双循环”结构又可以从两种角度获得理解。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上中下的三层结构：发达经济体在上，中国在中，欠发达经济体在下。在这个角度下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传统秩序的差序结构，中心国家获得不成比例的贸易红利的结构仍然存在，中国在其中差不多是处于“半边缘”的地位。但也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在平面上展开的“8”字形结构，中国居于中间结合位置上。在这个角度下可以看到新兴贸易体系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动态的贸易利益分配过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和拉美倡导的“资源-贷款-基础设施”的合作方案等，都是非常好的例证。这类合作方案的前提是，中国从第一个循环中积累大量的贸易盈余，再在第二循环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具体途径是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方式。这个过程使得以资源为担保的开发性金融的融资机制能够建立起来；而开发性金融使得中国国内丰富的工程能力得以向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地区投放，并有可能促成当地从长线来看的经济发展。在这样一种开发性金融的实施过程中，还可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供一个重要出口，相关研究表明此种构想是具备实践可行性的。

非洲国家有可能被促成的发展，将不会是基于其工业化的进程。供应链网络的逻辑使得这条路已经被封死，非洲国家内个别工厂的建立与工业化是两回事；所以，其发展更可能是基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刺激当地市场化导向的农业等第一产业，带来足够多的就业，并通过特色农业提升附加值，然后直接跨越到服务于本地第一产业以及服务于国际的文化、旅游等需求的特色第三产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以及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它无法独自运行，“双循环”结构是其前提；非洲国家没有第二产业，意味着一定要进口制成品，国民福利的水平，取决它的出口与进口的利益差。

这样的区域经济也有一些前提条件，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如何发展出基于生物多样性、有效指向细分市场的农牧业经济，二是如何发展出复杂的旅游和服务业，三是原材料出口利益如何转化为有效的国内区内投资，四是人才及知识的流动，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异常艰难的工作，而且也不是非洲能够独立完成的。例如原材料出口利益的善用，取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