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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官员们很快发现，西方人之所以有坚船利炮，是因为其背后还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倘无此体系，即便有了坚船利炮也不会用。所以奕?、文祥奏请于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但是此一建议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当世理学大师倭仁因此提出其著名的说法：“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样一种困境正反映了处在“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困局。为了应对西方的压力，帝国必须提升自己的治理技术，其中就包括对新的知识体系的引入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但是在没有完成政教分离的情况下，新的知识体系是很有可能与帝国既有的价值体系不相匹配的。任何这方面的改革，便都需要经受帝国的价值伦理的评判，而治理庞大帝国的官僚体系所必需的工具理性，在这样一种评判当中，就会遭遇到各种困境，以致欲图改革振奋却路途艰难。但绝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保守派视作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因为保守派所忧虑的“权谋”对“礼义”的侵蚀，毫无疑问是一种现实的风险，北宋末年新旧党之争便是一次例证。在平民社会结构之下，由于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远远弱于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帝国以官僚体系为载体的集权秩序对于社会有着一种强大的压制力，倘无“礼义”作为心理堤防，以约束官僚和帝国的专权力量，则百姓只能接受自认刀俎鱼肉的悲惨命运。所以，保守派对于“礼义”与“人心”的强调，对于仍处“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而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保护机制。
但是，外部世界的威胁是一种现实存在，“礼义”“人心”对内多少能够约制政府对于社会的专权，对外却并不能带来抵御强敌的国家能力。帝国因此走入一种困境，倘若不引入新知识，可能会亡国；倘若引入新知识，则可能会亡政。而一旦亡政，散沙状的社会将欠缺自我组织能力，则帝国失去了凝聚核，也有可能会亡国。晚清的改革就在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中艰难跋涉，以至于在科举当中特设一洋务科的主张，在1840年代即有人提出，但是到1880年代仍未获实行。
经常被用来与大清做对照的日本，实际上它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大清简单得多。从东亚世界的秩序想象来说，大清是个普遍帝国，它必须以对普遍理想的担纲为其存在的终极正当性基础，可以说它正是通过伦理才能识别出自身。普遍理想体现在礼义人心当中，而科举则是伦理帝国之自我再生产的必要途径，倘不能对开设的新科给出一种恰当的伦理性安顿，而只是用事功性的理由来解释的话，则势必会伤害到帝国所依凭的“伦理”，动摇国本。而日本则不需通过普遍理想的伦理便能识别出自身，过度强调该伦理反倒会让日本迷失自身。德川幕府时期的国学派代表人物本居宣长，便曾强调日语的“音”高于书写出来的“汉字”，认为有一个没有受过中国污染的“大和语言”和“大和心”，主张日本需要重新发现这个没受过“汉意”阴霾的日本。
对于普遍帝国来说，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识别标准是其“形式”——亦即其伦理道德、礼义人心——任何“质料”都是从属于“形式”的，只要形式不受伤害，则质料的变更并无所谓，所以，统治者的血统并不是其统治资格的限制条件。相应地，任何变革也都不能触及帝国的伦理形式部分，这并不会因为统治者不是满洲人便有区别，否则无法理解晚明的种种政策昏招。而对于接受帝国文化辐射的周边国家来说，为了让自己能够从精神上摆脱帝国的文化压力，获得主体性，便必须反过来强调“质料”是优先于“形式”的，其本身的质料特殊性是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识别标准，在质料不受改变的前提下，则形式的变更并无所谓。所以，日本可以迅速地转向西方的知识体系与政治方案，大清的改革却窒碍难行。
普遍帝国要突破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唯有从“伦理、官僚世界”进入到“政治世界”，将帝国的自我身份与伦理剥离开，实现政教分离，否则必定无解。这需要有一种根本上的精神转型，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政治观念上的“哥白尼革命”，此种精神转型将会非常痛苦、非常困难。但帝国所承载的普遍理想，其若欲成就自身，便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只有普遍理想摆脱了与政治的结合，摆脱了被建制化的命运，才能够自由地奔流，才能够真正地起到匡正世道人心之功，而不再是不断地被政治所异化。
进入“政治世界”，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自我认同基础应该是，政治只处理与世俗相关的事务；道德抉择的问题具有属神性，应该将其交给个人来决断，国家承认每一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但是一旦进入这一阶段，对于满洲人来说一个麻烦就出现了，因为这意味着统治者的血统不再是无关紧要之事。于是大清的转型就此进入到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要同时处理多个彼此矛盾的任务；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对于各种危险都有清晰的理解方可。这样一种要求，对于大清的局中人来说，无疑太过高了，不仅仅是满洲统治者没有这种理解力，当时的各种精英也都还没有获得这样的理解力。这样一种理解力，必须在历史的痛苦磨炼当中，才能逐渐浮现出来，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路上。
3。新人才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