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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二战后几十年黄金时间的高速发展，世界上多数人口已经超越了简单维生的经济阶段，基本需求获得有效满足。所谓“基本需求”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比如移动电话在今天已成为基本需求。传统大规模制造业所生产的品质趋同、品种单一、廉价耐用的产品，此时无法再满足人们的需求，产品的全新创意才能赢得更多消费者。跨国大托拉斯由于产业链的漫长，面临着巨大的决策风险，无法有效参与到创新当中。它们在其所在行业的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时候，或者说它们处于特定意义上的“短缺经济时代”的时候，能够生产那种流水线产品来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却难以应对“后短缺经济时代”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它们越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就会越快地走上自己的逻辑终点。于是，能够将制造过程外包，自己轻装上阵致力创意与品牌打造的企业，将有更大的机会占据价值链的顶端，这就是类似于苹果这样的公司成功的秘诀。而一旦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拼创新，否则很容易被淘汰。于是，除非是其行业本身不适合外包，西方众多世界大公司都将其制造过程外包，不愿外包的大公司有不少遭到淘汰。
大规模生产外包至少有两个技术性前提：一是大规模数据的处理能力，二是高速的信息传递能力。这两个技术前提才能让发包方不至于对生产过程处于无知状态，以致没有能力根据市场讯息迅速调整自己的外包任务；两个前提刚好因20世纪末21世纪初信息技术的大发展而获得了解决。于是，新技术使得这场管理革命成为可能，发包方与承包方构成了工业链条的两端；大规模外包使得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事物，生产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分离了。
问题就此转化为，谁能够承接起这种外包任务。对于承包方来说，有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第一，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否则不会有机会承接到发包任务。有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高度专业化以后，风险会变得很大，因为承包方没有办法迅速转型，上游发包方的创意一旦发生变化，承包方就会死掉。因此，承包方又得满足第二个条件，即生产过程必须要有弹性，有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而不能专业化会使得生产的效率欠佳，一开始就根本不会有机会拿到订单。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但它们又是彼此矛盾的，这就带来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要想解决此一结构性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把弹性与效率这两个条件放到不同位阶上来满足。即，承包方的制造业企业不能大而全，必须是大量小而专的企业，每一家企业都专业化到极致，近乎就是专攻某种高度标准化的零件，其产品的通配性反倒会特别好；这些企业彼此之间就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相互配套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动态互联的供应链网络。通过网络内部每一家企业的高度专业化，确保效率；随着发包任务的不同，企业间的相互配套关系可以不断动态重组，以此来确保弹性。也就是说，对效率的需求，在单个企业的层面上获得满足；对弹性的需求，在大量企业共同组成的供应链网络层面上获得满足。所以，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是有能力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供应链网络内部不断动态重组的配套关系，一定是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转，绝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大脑能设计得出来的。因为，创新经济时代市场的变化速度超出了任何中央集权式的处理能力，供应链网络的运转便只能是基于自然的市场均衡过程。
2。供应链的成立与土地财政
前述意义上的供应链网络若要成立，在其起始阶段，一定要有足够数量的、分工足够深的企业近乎同时成长起来，形成一个具有自身运转能力的供应链网络；倘若专业化分工如此深的企业不能近乎同时成长起来，就谁也存活不下去。该网络成长起来之后，其内部的企业会不断新陈代谢，这个过程可以进一步优化供应链网络对创新经济的适应性调整能力。这么多企业近乎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个前提要求就是，是否有足够多建设得非常好、规模很大、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到位的工业开发区（这也可归为广义上的城市化）已经建设起来，而且里面没有相应的工业能力进驻。换句话说，即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开发区等着企业进驻。只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供应链网络才能生长起来，而且可以想见，其分布式的生长速度一定是前所未见的。
这意味着（广义的）城市化要先于工业化，但这与通常的工业化拉动城市化的历史节奏是相反的。之所以会有那样一种通常的历史节奏，在于城市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远高于乡村，好的公共服务能力依赖于城市财政，财政依赖于经济，而假如没有足够多的工业能力发展起来的话，城市便无法获得相应的财政能力，以及进一步的公共服务能力。所以，需要通过工业化引导城市化，经济发展使得财政能力先具备了，城市才最终成型。
中国刚好走了一个反向的历史节奏：（广义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发展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的发展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直接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