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国的自我超越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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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国若想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它的精神必须实现世界主义转型，实现自我超越，超越过去赖以成功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精神转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知识群体的精神解放，他们要能够公开地辩论并表达出这种转型的必要性，以及指出其方向。另一是国内制度的相应转型，通过宪政改革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地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培养起国民的政治成熟度，使其有政治辨识力，同时使得具体的政策形成机制可以约束领导人的过分野心；而不是像俾斯麦的统治手段那样，以大量的社会福利法案来收买下层民众，将其选票掌握于自己的手中，以驯服议会，独握权柄。
历史现实是，转型所需的这两个条件在当时的德国都不具备。一俟俾斯麦下台，他的后继者没有能力像他那样“同时玩五个球”，欠缺政治成熟度的德意志便在民族主义狂热的激动下，转向对“阳光下的地盘”的攫取。在国际政治层面，组建了撕裂普遍空间秩序、以对抗性为目的的同盟体系；在国际经济层面，努力构造非普遍性的关税体系，以及诸多双边清算体系。这些努力的逻辑终点，是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等级国际结构。这令其周边国家恐惧不已，只好引来支撑着开放性体系的全球霸主国家与其对抗。最后，德意志两次走向自我毁灭。
德国的第二次自我毁灭更加彻底，也激起了德国人更为深刻的反思。战后成立的联邦德国，在冷战背景下，面对着两个必须同时实现的任务：一是国家重建，二是取得世界的信任。如果仍以民族主义观念来引导的话，这两个任务彼此矛盾，结果哪一个都无法实现。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超德意志的欧洲框架，德国的重建必须以这个框架为前提。阿登纳就此引领德国开始了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他后来回忆道：“我们过去由于战争而负罪深重；现在，我们德国人不是更有责任，要用我们全部精神的、道德的以及经济的力量，为这一个（联合起来的——笔者注）欧洲的诞生，为使这个欧洲成为和平的因素而奋斗吗？”阿登纳更进一步设想了以德国和法国为“欧洲合众国”引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使欧洲有能力应对冷战的挑战，从而奠立欧洲特殊的历史地位。阿登纳的远见带来了德国与欧洲的和解，启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此后，德国不再是德国人的德国，而是欧洲人的德国，德意志在欧洲架构内重新定义了自身。看似不可能的双重任务，就这样实现了。
与德国自我超越的精神转型并行，法国也出现了这种精神转型。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科耶夫向戴高乐提交了《法国国是纲要》一文，提出，二战证明，一个民族国家再优秀，也不可能有效维系自身的地位了。未来是帝国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资本主义帝国和苏维埃帝国将统领世界。法国若不能实现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精神转型，领导欧洲国家建立起一个超越于法国之上的拉丁天主教帝国，则法国和欧洲都将沦入二流甚至三流的境地；而一旦能够引领欧洲完成这种联合，新的帝国将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力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要素，以及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涵养之所。这篇文献在相当程度上为后来的欧洲联合奠立了伦理基础，科耶夫也成为法国参与欧洲联合的谈判代表。在阿登纳苦苦思索联邦德国与法国更具体的和解方案之际，正是法国外长舒曼率先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两个引擎国家同步实现世界主义转向，是欧洲联合能够成功的一个前提。大陆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向很难孤立完成，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结构当中实现。
更进一步，欧洲联合的理想不是二战后才出现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圣皮埃尔在18世纪初所提出的欧洲联邦的主张。如果说欧洲联合是一个国家间的契约的话，其致命问题在于一直找不到一个公认的第三方执行人，对违约方施以惩戒，以作为契约执行的担保，如果各国面对违约可自力救济，则相当于没有联合。故而，欧洲联合长期以来只能作为梦想存在。到了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一个第三方执行人出现了，欧洲联合才成为现实。所以，可以说陆地霸主实现转型后所推动建立的区域秩序，仍是全球霸主所给定的全球秩序下的次级结构。只不过，此时无论顶层结构还是次级结构，都已经是开放、自由的秩序，从而可以相互渗透，进而形成融合关系，其间的等级界限便也消弭而去了。
阿登纳和戴高乐等政治家所开启的努力，使得欧洲各国都成为欧洲取向而非本国取向的国家。随着各国实力的变迁，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德国成为欧洲的德国，而欧洲也已成为德国的欧洲。德国在今天对于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但欧洲人对其也还是充满了信靠。德国的国家利益正是在这样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实现。
咨诸历史，无论海洋国家还是大陆国家，其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精神自觉，一定都会通过自我超越，将自己虚化为秩序的背景，而真正地成就自身。不同的地缘处境，可能会让踏上这条路的节奏有所差别，走过来的成本也可能会有所差别，但最终都一定会来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