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国的自我超越 (第3/5页)
轩辕伏魔录攻略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畅读书坊www.chfree.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英国为打破荷兰的海上贸易垄断地位，在1651年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所拥有、制造的船只可以运装英国殖民地的货物，其他国家的制造产品，必须经由英国本土，而不能直接运销殖民地。英国于此挑战的并不是作为抽象原则的海洋自由，而是自由的海洋上荷兰人对于商船的垄断地位。这种挑战带来了绵延的战争，英国既要与荷兰争斗，又要与同样觊觎海上霸主地位的法国争斗。最终，城邦规模的荷兰败给了国家规模的英国；在与法国的争斗中，英国的岛国地位又被证明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先天优势，它可以资助陆上盟友对抗法国的陆地霸权，自己则放手在海外行动。最终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彻底毁灭了法国的海上帝国，成为独霸的海上霸主。
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对英法争霸的战局有着巨大影响。它在成立后不久便成为英国国债的最大买家，极大地便利了英国政府的战争筹款工作，使得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英国，却能够比法国更容易筹到战款，最终将法国拖垮。作为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必须考虑风险收益比，之所以它敢于大量购买英国国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英国的制度转型所带来的信用基础。1689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稳定地确立起议会与君主共治的结构，但在英国人看来，这也不是什么颠覆性的革命，只不过是恢复了“英格兰古老的自由”。革命后的议会掌握财政权，国王掌握行政权。在英国，发行国债的决策要通过议会批准，这意味着发行出来的国债有着可靠的国家财政能力做担保；而在法国，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国债的发行由君主决定，只以君主本人的筹款能力为担保，风险远高于英国。英国自由的内政制度使得其国际战略得以顺畅展开，在此已经显示出其世界主义转型的潜力。
“七年战争”结束后没多久，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继军事之后，其经济也成为世界性的领导力量。
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此前，土地阶层、商业阶层和金融阶层是英国社会中最有力量的群体。包括后两个阶层在内，这些人多半都有贵族身份，都是大地主，他们掌控着议会，操控国家的大政方针。《航海条例》正是在商业和金融阶层的联手下获得了通过，并一直延续下来。1815年，在土地阶层的推动下，英国又通过了《谷物法》，规定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以保护农业经营者免受外国廉价谷物的竞争。这两部法律对于新兴的工业阶层都是不利的。《航海条例》所带来的航运垄断，提高了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物流成本；《谷物法》则提高了英国的谷物价格，进而提高了自由劳动力的成本。工业阶层亟欲改变不利条件，对他们来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入议会，通过议会程序来推翻这两部法律。
在工业阶层的不断抗争和努力下，1832年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工业阶层终于在议会中有了自己的代言人。这次议会改革中最根本的变化在于，将选举资格从基于特定的土地保有权改为基于财产权，以年纳税额作为基本衡量标准；在财产权标准面前，传统的等级身份差异被转化为阶级身份差异，异质化的臣民身份转向均质化的国民身份，从传统的等级政治向现代的大众政治的转型，就此打开了出口。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口子一开，后续的改革就不那么困难了。1867年、1884年又经历了两次议会改革，使得议会内部的人员构成更能够反映英国社会的变迁，更能够聚合民意。在此过程中，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1849年《航海条例》被废除，到19世纪中期英国确立了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也在悄悄转型，逐渐与工业资本合流，土地阶层不再垄断政治。资本的无界、流动性原则终于战胜了土地的有界、固定性原则，英国在制度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也完成了。
伴随着工业革命，一场精神革命也在英国发生，这就是起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它促成了英国在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全球为其思考单位，提出，全球普遍市场的运行，最终会展开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通过不断的商业交互与技术传播，包括对于亚非等地落后民族的传播，最终带来人类对于自由的普遍享有。这样一种论证，使得后来英国所推行的自由贸易获得了高度的伦理正当性，其支撑的全球普遍秩序被承认为一个可欲的秩序。英国成为一个全方位世界主义的领导性国家，英国的国家利益也正在这一世界主义转型中获得了最大的实现。
到19世纪后期，发生了以电力、内燃机、化工等产业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在这些领域没有优势，逐渐将制造业龙头的地位让给了美国和德国。但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掌控着国际金本位，从而掌握了国际经贸秩序的根本；帝国海军仍然是世界海洋和平的保障。英国仍旧是世界霸主，美国和德国正是在英国给定的规则秩序内崛起的。
就地缘结构而言，美国是一个超级岛国，它也拥有成为海洋霸主的潜力。但美国本身又是大陆规模的国家，庞大的内部市场使其经济有着相当的自给性；再加上其清教立国精神，拒绝旧大陆“不道德”的均势政治，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力图构筑一种新的理想政治，迟迟不愿与外部世界发生政治联系。因此，美国的经济力量一直未能为其带来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其经济开始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美国的军队成为决定欧洲战场命运的力量；在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理念获得了普遍的赞许，美国一跃掌握了世界伦理的制高点，其在国家理想上遂也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吊诡的是，这种世界主义伦理，同样来源于清教精神。清教徒自视为上帝选民，孤芳自赏，在自己尚弱小时，宁愿孤立起来，以免被邪恶的旧世界所玷污；但是清教徒也有一种普世情结，希望把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以消除旧世界的邪恶，一俟自己的力量足够，便会迸发出强烈的世界主义热情。
